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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雨晨
导言:
你今天吃肉了吗?
对于大部分有幸生活于当代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无聊的问题;相比之下,想要一日三餐都完全不沾荤腥,才是个真正的难题。
然而,在人类文明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这样看似寻常的口福,都是只属于少数权贵的奢侈享受。即便是当代青年人的父母一辈,大部分也都经历过逢年过节才能好好吃肉的时代。
吃上一口肉,并没有现在看起来这么容易……
一、吃口肉有多难?
还记得《流浪地球》电影中的蚯蚓干吗?
对于故事中带着地球飞出太阳系的人类文明来说,想要在蜗居的地下城中吃上肉,显然需要费心搞点儿这样的“旁门左道”。但是,在“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十万年前,当我们的直系祖先踏着其他人属亲戚的足迹再次走出非洲时,“上哪儿弄肉吃”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凭借着发达大脑所赐予的投枪、烈火与语言,晚期智人冲出非洲、走向世界的旅途堪称“开挂”。欧亚大陆、美洲甚至大洋洲的各种大型动物,对于洪荒时代的怪物猎人们来说,不过是一座座移动的“肉山”。猛犸象、大地懒、双门齿兽……这些经历了上百万年风雨变迁的第四纪冰川期巨兽,最终都被人类那史无前例的智能演化浪潮所吞没,纷纷消失在了人类文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在这个堪称人类首个黄金时代的“原始富足”时期,我们的先祖往往都有着相对充足的动物蛋白营养,“大口吃肉”不过是看似天经地义的家常便饭。
然而,在真正的“天经地义”面前,奇迹总有代价。
当大地上所有的冰河巨兽都消失之后,在食物链峰顶迎接人类的,便是一席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冰封王座。
随着唾手可得的肉食来源逐渐消失,繁荣一时的狩猎采集生活开始变得愈发困难。幸好,人类那有着惊人适应力的大脑很快就拿出了应对之计——驯化的作物与家畜开始逐步替代它们的野生同类,成为人类果腹的主要手段。但放下投枪的上古先民绝对不会想到,这个名为“农业社会”的“应急预案”却成了他们——以及他们子子孙孙都将深陷其中的“饥饿陷阱”。
农业生态系统远比自然环境简单极端。拜它所赐,古代社会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一些对于野外生物种群来说无关痛痒的微小气候变化,就足以让农业社会因为歉收而饿殍遍地、白骨蔽原。以至于向虚构神明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典礼,居然成了需要最高统治者亲自出马的“国之大事”。此外,随着文明的发展,暴涨后趋于饱和的人口,以及高度分化的社会阶级,都将底层大众的个人口粮向着最低极限无限挤压。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下,老百姓们想要吃饱都是个难题,就不用说吃肉了。
仅以我们中国的历史来看,早在先秦时期,“肉食者”就已是百姓们对贵族爵士的代指。而之后历朝历代的黎民百姓,哪怕有幸生在那些载入史册的太平盛世,想要顿顿沾上荤腥也很不容易。哪怕是塞外草原上驱使着庞大兽群的“套马汉子”,在吃肉这件事上相比于南方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智人同胞们也没好过多少——对于大部分贫苦的牧民而言,单纯为了口腹之欲就宰杀牲畜,依然是奢侈之举,牧民们日常主要食用的是奶制品。
即便到了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近代,虽然社会财富在科学与技术的推动下出现了几何式增长,但再次暴涨的人口,以及资本主义运转所需的巨大消耗,依然让“全民吃鸡”显得遥不可及。直到20世纪后半叶,随着科技生产力的空前繁荣以及大规模战争的停止,人类才在阔别万年之后,陆陆续续地重返了美好的“食肉时代”。
二、口腹之欲
那么,我们为何如此执着于吃肉呢?
最根本的原因,自然是为了让人体获得各种氨基酸,从而用它们合成各种蛋白质,维持机体正常的代谢活动。不过遗憾的是,作为一种典型的大型杂食哺乳动物,人类的消化道缺少可以直接从植物营养器官中高效提取蛋白质的古老菌群,更缺少足够的容量与长度作为它们栖身的“生物发酵罐”。因此,各种活蹦乱跳的动物,就成了人类在石器时代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我们嗜肉的本性,就这样被漫长的演化镌刻在了基因的序列之上。
当然,纯粹从营养的角度看,从楼下菜市场里几块钱一斤的鸡蛋,到贵如黄金的伊比利亚火腿,几乎所有蛋白质在被消化系统分解吸收后,都会被拆解为大同小异的各种氨基酸。而在最主要的20种氨基酸里,又只有8种是人类无法自身合成、必须从食物中摄取的。这些“必需氨基酸”,就是所谓的“假设来借一两本书(甲硫氨酸、色氨酸、赖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苯丙氨酸、苏氨酸)”。
显然,评价一份蛋白质食品的营养价值几何,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其中氨基酸——尤其是必需氨基酸——的种类多寡。这样一比,几乎随处都可以廉价购得的鸡蛋,就成了常见食品中名列前茅的好东西;其营养价值,比起那些虽然昂贵但氨基酸种类颇为有限的高级肉类与燕窝鱼翅,要高出许多。
因此,人体虽然必须及时摄取各种必需氨基酸才能正常运转,但是对于其来路却并无要求,不一定非要从严格意义的肌“肉”中摄取。比如说,如今往往被贱卖的各种内脏“下水”,往往就有着比肌肉更加丰富而全面的营养,并因此成了野生食肉动物最馋的那一口。对于灰狼这样群居的猎食者来说,这些为饱食终日的人类权贵所抛弃的腥膻内脏,甚至是“狼王”优先尊享的“奢侈品”。
不过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就连“牲口下水”也已无法满足暴涨的人口。因此,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吃不起肉的老百姓们,逐渐转向了各种更加廉价易得的替代品。
对于被钉死在土地上的农业生产者来说,豆类就成了补充必需氨基酸的最佳选择。为了让这些易于胀气的食物更容易消化,古人早在汉代就创造性地发明了豆腐。而一些禅宗的僧人为了解馋,还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豆制品精细加工成色香味俱可以假乱真的“素肉”,堪称最早的“人造肉”了。至于游牧民族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则是各种经过发酵从而可以长期保存的奶酪;当然,这些“奶豆腐”的味道,可远比如今的同类要“硬核”得多。
幸好,随着现代化大规模养殖技术的普及,我们如今已经处于实打实的营养过剩状态。豆类和乳制品,也不再是吃不到肉的替代品,而是成了我们吃腻大鱼大肉之后的额外选择。我们如今关心的,往往不再是上哪儿才能吃顿好的,而是如何才能控制住本能,让自己别吃得太饱。这样“何不食肉糜”的烦恼,对于古人——甚至依然在世的很多长辈来说,都曾是遥不可及的幸福幻想。
当然,正如上一个“食肉时代”一样,奇迹永远都有代价。
三、食之无味
惊人的产出,必然伴随着惊人的消耗。
为了能够随时随地敞开吃肉,人类不得不为自己的口腹之欲建立起一套庞大的高效供养体系。从白羽鸡到肉牛,为数惊人的动物从出生到死亡都被禁锢在狭小的空间中,消耗着总量惊人的水资源与饲料,最终被宰杀封装,出现在热热闹闹的食品市场上。人类在这其中投入的大部分资源,却并没有直接转化成下锅后吃进胃囊的肉块,而是在这些动物已经被尽可能压缩的生命周期里,作为其生长代谢的养分消耗,转化成了排出体外的二氧化碳与粪便、尿液。
实际上,吃肉从来就是一种“奢侈”。在野外环境,肉食动物所占据的生物量,从来都远少于食草动物以及植物。东北虎这样的顶级捕食者,需要至少上百平方公里的领地才能供养起一只。此外,不同于很多人想当然地将人类统治者代入后形成的刻板印象,自然界中的顶级捕食者们,过得其实并不安逸。对于这些“山大王”们来说,饥一顿、饱一顿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反倒是人类当年“开挂”的表现,才是不可持续的异常情况。
同样,如今的吃肉盛况,也对自然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那么,有没有什么新一代的替代方案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饲养牲畜会额外浪费大量的资源,那么我们在高科技设备中直接培养肉块来食用,岂不是效率大大提高?而且对于宇宙飞船或者太空基地这样根本没有空间和生态系统来“养牲口”的地方来说,这一招不是可以解决宇航员们“可持续吃肉”的燃眉之急吗?
单纯从生物代谢的计算公式看,这确实是“出肉率”最高的办法不假。但正如几乎所有科学理论在技术应用时面对的情况一样,原本美好的设想,在实际操作时,往往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包括肌肉在内的各种器官之所以能够在我们体内顺利生长,是因为机体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配有全套后勤保障服务的稳定内部环境——大大小小的血管负责为其运来氧气和养料、带走代谢废物,免疫系统保护其不受病原微生物的污染与伤害,内分泌系统则对其生长进行全天候的实时调控……
而一旦将细胞单独取出机体后进行培养,以上所有问题就都需要我们亲自代劳了。
细胞在体外的存活,对环境要求非常严格。首先,养分必须充足。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绝大部分细胞在体内都是“饭来张口”的家伙,只能使用经过消化吸收的营养物质。因此,进行细胞培养实验的研究者往往只能把细胞养在由动物血清以及牛肉胨等营养物质做成的培养基上。若是培养研究用的细胞还好,但对于培养用于食用的细胞来说,这就等于是在“以肉养肉”,还不如直接把制作培养基的原料(比如用来炖牛肉胨的牛肉)拿来吃了更有效率。
此外,为了模拟体外的环境,恒定的气体环境(5%二氧化碳)与温度(一般恒定为37℃)也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由于没有免疫系统保护,所以细胞的生长环境需要严格保持无污染。因此,一台功耗不菲的培养箱外加一个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持续打理的无菌操作空间,就必不可少了。相比之下,即便是顶级的饲养场也不必搞得如此精细金贵。
再者,就算我们不计成本地把以上条件全都备齐了,细胞生长到一定阶段后,也会因为空间有限和密度过大而产生接触抑制,需要及时进行“分家”——传代。但在这个过程中,细胞的生物学特性会逐渐发生改变,绝大多数细胞都会在几次传代后退化死亡。而极少数的存活者,虽然可以一直薪火相传下去,但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在形态、分子表达等方面发生本质的改变,最后的样子,甚至可能会和癌细胞相差无几。
更为麻烦的是,目前人类对于细胞究竟是如何选择性分化形成复杂组织的还很不清楚,这些养在培养箱里的细胞都是字面意义的“散养”,难以形成复杂的组织。一度引起热议的“人耳小鼠”,不过是让软骨细胞沿着人耳形状的生物支架生长,之后再植入到缺少免疫排异能力的裸鼠体内罢了。因此,目前的细胞培养技术即便不计成本地培养肌肉细胞,得到的也不过是一团缺少内部结构分化的“散兵游勇”。这样生产的人造肉和普通的肉相比,不但没什么营养上的优势,口感更是会输一大截,要多差有多差。
由此可见,目前的细胞培养技术,在成本和质量上都注定难以替代商业化的大规模养殖。其最大的应用潜在方向,也是为人体培育用以替换的器官。目前,我们依然找不到比生物机体自身更加理想的细胞培养环境。直接饲养全须全尾的活物,依然是最可行的产肉之道。
既然直接造肉不现实,大规模饲养牲畜又对环境有着很大压力,而且不适于未来可能的太空扩张,那么到底还有没有一个“鱼与熊掌兼得”的好办法呢?
当然还是有的,不过依然需要付出一些特别的“代价”。
四、弃之可惜
“苍蝇再小也是块肉”。
这句俗话已经告诉了我们一条吃肉的捷径。既然用细胞直接培养“人造肉”八字没一撇,传统的牲畜养殖又因为饲养时间和生长代谢消耗而难免出现大量资源浪费,那么只要选取一些生长更加迅速的物种来吃不就好了?
此时,无脊椎动物惊人的“性价比”优势,就显而易见了。
相比脊椎动物来说,昆虫有着极快的生长速度以及惊人的资源转化效率,而且也更容易在狭小的密闭空间中以极高密度进行大规模饲养。被广泛应用于遗传学、神经科学以及视觉研究的果蝇,就得益于其“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蓬勃生命力而受到科学家的青睐,成了极为重要的实验动物。这些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虫,在未来也许会非常适合出现在空间局促、生态资源有限的太空飞船里。即便对于地球上的人们来说,增加食谱中昆虫食物的比例,也可以大大缓解畜牧业对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对人类文明和地球生态,都是利大于弊的。
当然,要做出这样的改变,就需要我们付出一些心理上的“代价”。
说起来,人类食用昆虫的历史,其实非常悠久。俗称“知了”的黑蚱蝉,就曾被亚里士多德赞誉为足以献给众神享用的美味——然而后世的法布尔在亲自将其烹饪品尝后,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而缫丝之后已经被烫熟的蚕蛹,则被驯化它的中国先民拿来打了牙祭。此外,另一些虽然不属于昆虫,却看起来更加瘆人的海生蠕虫,也成了我国沿海居民的美味。不管是和著名科幻怪物“沙虫”同名的方格星虫,还是被委婉称为“土笋”的可口革囊星虫,都是东南沿海渔民佐餐的美味。至于北方渤海地区出产的“海肠子(单环刺螠)”,则经常被有心照顾食客情绪的厨师们晒干后磨成粉,以其含量颇高的谷氨酸,成为味精发明之前非常好用的天然提鲜剂。
当然,刻在基因里的食肉本能依然会继续扎根于我们的内心深处。不管用什么样的替代方案,人类的食肉欲望,最终都只能被货真价实的鲜肉所填补。
但归根结底,这些本能也不过是我们的先祖为了适应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生活而演化出来的行为模式,并不能“自省”地意识到其诞生的目的与意义,也并不能去主动改变以适应其他的生活环境。
从走出非洲开始,我们的先祖经历过一个又一个的陌生环境,却经常一味地坚持满足本性而不去理性分析客观情况,虽然凭借着大脑的惊人能力而一路走到了今天,但也因此付出了太多太多用鲜血甚至生命来结算的代价。
当我们在迥异于石器时代东非草原的21世纪享受着这个时代带来的巨大口福,满足了大脑深处源自石器时代的本能后,是否也该让我们这颗依然按照石器时代“出厂标准”发育成型的大脑,反思一下如何在未来避免先祖的命运呢?
刊登于《科幻世界》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