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5万人，不批捕3.4万人；批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9万人，起诉5.8万人；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3.3万余人次；开展入职查询解聘余名有前科劣迹人员……2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那艳芳做客最高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升新时代法律监督质效”最高检厅长网络访谈，系统介绍了检察机关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工作和成效。

那艳芳表示，新的一年，检察机关将建立健全集惩治犯罪、教育矫治、维护权益、预防犯罪于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体系，携手各方力量，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谈双向保护：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批捕1.5万人，不批捕3.4万人

年度，检察机关坚持立足检察职能，努力做好“双向保护”。什么是“双向保护”？

“就是在办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既用心帮教涉罪未成年人，又全力关爱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既注重维护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也切实维护未成年被害人权益，对涉罪未成年人和未成年被害人同等保护。”那艳芳解释道。

检察机关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最大限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年，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5万人，不批捕3.4万人，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万人，不起诉4.1万人，附条件不起诉2.6万人，涉罪未成年人不捕率、不诉率、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分别为68.5%、59.9%、36.1%，比年分别增加18.1个、20.8个、6.4个百分点。依法妥善办理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核准追诉案件，不予核准的一律督促送专门学校进行专门矫治教育。一体落实好“保护、教育、管束”措施。

批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9万人，起诉5.8万人

对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从严惩治。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9万人，起诉5.8万人。检察机关还会同公安机关、妇联等建成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取证场所个，较年增加余个。

据了解，建设“一站式”询问取证场所，旨在发挥“一站式”询问、救助机制作用，避免反复询问取证对未成年人造成“次生伤害”。

针对一些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后家庭生活陷入困境的情况，检察机关专门建立制度机制，加强司法救助工作。年，检察机关救助未成年被害人1.7万余人、救助金额万余元，与年相比，救助人数和救助金额大幅度增加。

■谈焦点话题：

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3.3万余人次

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被追责、禁止未成年人文身等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

那艳芳表示，涉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是重要的司法问题，更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不能止于办好个案，更重要的是针对个案、类案发生的原因，做实诉源治理，力防相关案件反复发生。年，检察机关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推动未成年人保护治罪与治理并重。

针对未成年罪犯刑满释放后因“标签效应”难以融入社会等问题，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联合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出台实施办法，细化封存工作的责任主体、具体程序等，确保制度落到实处。年，检察机关共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3.3万余人次，较年增加4.8%。

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难、发现晚问题，检察机关狠抓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建立强制报告“每案必查”机制，发布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追责典型案例，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医疗系统落实强制报告制度典型案例。制度施行以来，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强制报告发现、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多件。通过“每案必查”机制倒查发现相关责任主体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后，推动追责余人。

开展入职查询解聘余名有前科劣迹人员

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性侵犯罪持续上升的问题，那艳芳表示，检察机关持续抓入职查询制度落实，向教育部专题通报并提出工作建议，教育部在5个省份部署试点教职员工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准入查询工作。该制度实施以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已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开展入职查询余万人次，解聘有前科劣迹人员余人，通过加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源头预防，让隐匿的“大灰狼”无所遁形。

针对未成年人文身的潜在和现实危害问题，检察机关在当时法律规定尚不明确、各方责任难以界定的情况下，立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综合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健康发展，通过提起公益诉讼、制发检察建议的方式推动禁止为未成年人文身。那艳芳介绍，通过总结各地办理的类型化案件，最高检向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专题报告，国家层面出台治理办法，明确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从源头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一号检察建议”是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牵引。那艳芳说，四年来，检察机关携手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等“没完没了”地抓“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协同查访中小学校、幼儿园11万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1.5万个。年，“一号检察建议”落实情况被纳入全国校园安全常态化督查范围。检察机关积极参与校园安全专项整治，促推预防性侵害、性骚扰，防控校园欺凌等工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年，检察机关起诉校园暴力和欺凌犯罪余人，同比下降35.6%。

■谈制度建设

制发“督促监护令”7.6万余份，撤销监护人资格余件

那艳芳介绍，年，最高检结合监督办案，引领司法理念和办案规则，会同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出台《关于办理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导依法正确办理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案件；会同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出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具体标准和操作程序，促推涉罪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会同最高法、教育部制发《关于落实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明确司法机关在办理教职员工犯罪案件中适用从业禁止、禁止令的具体规则，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校园环境。

把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案件，归口未成年人检察机构集中统一办理，是检察机关根据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规律创新部署的一项工作。那艳芳介绍，年，在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全面推开的基础上，各级检察机关重点推动融合履职。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办理中综合审查有无犯罪侵害发生、是否涉嫌刑事犯罪；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同步审查涉案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及公共利益等是否遭受损害，实现未成年人“四大检察”有机融合。

最高检建立综合司法保护案例双月报送制度，制定办案规范和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指导性案例，以大数据赋能驱动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工作，系统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那艳芳表示，在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方面，检察机关针对严重监护失职、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等问题，创建“督促监护令”制度，制度施行以来共制发“督促监护令”7.6万余份。结合办案开展监护侵害行为监督，受理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余件，对于符合撤销监护人资格条件的，提出检察建议余件，撤销监护人资格余件。检察机关加大对涉未成年人权益行政诉讼案件的监督力度，通过检察听证、司法救助、促成和解等方式，切实防止程序空转，年，检察机关促进实质性化解涉未成年人行政争议80件，同比上升2.5倍。

在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方面，年，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案件9件，同比增长近50%；当年还首次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指导性案例。

探索开展未成年人民事侵权案件精神损害赔偿支持起诉工作

年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那艳芳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报告后，检察机关迅速抓好贯彻落实。

检察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工作指导意见，推动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建立检察机关与专门学校衔接机制，推动检察环节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应送尽送”专门学校，提升检察机关在专门教育中的法律监督效能。

那艳芳说，检察机关还完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理机制，依法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会同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制定《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等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举办公检法同堂培训，制发典型案例，严惩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时，检察机关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作用，加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进一步加大抗诉力度，强化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审判的监督。针对性开展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质量评查，强化刑事诉讼监督。

那艳芳介绍，检察机关联合相关部门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经济救助、安置帮扶等综合救助力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民事侵权案件精神损害赔偿支持起诉工作，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关爱救助。

那艳芳表示，年，检察机关将紧紧围绕检察工作现代化，依法能动、集中统一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责，推动完善“四大机制”，建立健全集惩治犯罪、教育矫治、维护权益、预防犯罪于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体系，充分释放未成年人检察制度效能，携手各方力量，共同为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新京报记者沙雪良

编辑陈静校对李立军